张康之｜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中的科学研究
一、科学研究背景的变化：地域化与脱域化
科学是在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尽管科学史可以把科学活动追溯到很古老的历史源头，但是，科学活动的专门化以及科学思想的系统化，则是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才呈现出来的。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在所有方面都不断分化的行程，这种分化不仅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而且也给予了科学以边界分明的研究对象。正是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才使得各种各样的科学门类出现了，让我们拥有了各门学科。当一个领域分化成诸多具体的领域时，这个过程也可以用“脱域化”一词来加以描述，即脱离原先的领域。但是，从历史上看，脱域化还有着另一重含义，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走出了千年生活的地域。这是脱离地域的过程，而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化则是脱离领域的过程。所以，“脱域化”一词应当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们脱离地域的行动；其二，是指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脱离领域的领域分化过程。
关于“脱域化”的概念，吉登斯是这样解释的，“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活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事件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显然，吉登斯所说的脱域化运动是指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人的流动，是人在流动中脱离了原先生活的地域。在今天，我们同样遇到了一波新的脱域化运动，一方面，是人的全球流动，走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另一方面，是人们因为新技术的应用而改变了原先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互联网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使“在场”与“缺席”的状态模糊了。这两个方面都引发了人际关系的改变。如果说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脱域化运动中造就了陌生人，那么，在新的一波脱域化运动中，所造就的则是匿名人。因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匿名人间的新型人际关系对陌生人间的人际关系的置换。匿名人是模糊的，无法见其身形。但是，匿名人又是透明的，在大数据得到应用的条件下，匿名人的一切都会毫无遗漏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就匿名人来看，完全的脱域已经使人失去了疆域，已经不再有什么边界横亘于人们之间。工业社会中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陌生人虽然共事和交往，他们间的心理距离却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心理距离可能是非常巨大的。与之不同，匿名人之间却没有什么心理距离，虽然匿名人在虚拟空间中开展行动，但他们却能够在合作行动中实现无碍的交流，特别是在感性知识的沟通方面，能够达成默会。
英国社会学家 安东尼·吉登斯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那场脱域化运动中，造就了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国家又因为主权观念的形成而造就了权威机构。有了权威机构，也就把一个地域整合了起来。鲍曼认为：“使民族始终统一在一起的，是主权国家源源不断的力量，这是原则上——即使不是在实践上——不仅是保证共同的保障和福利的唯一力量，也是解决由它们所引起的冲突的唯一力量。”在民族国家建立了起来后，是国家而使得民族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些被认为同一民族而实则是种族的人群，如果分属于不同国家的话，虽然也会存在着情感认同，却不会凝聚起共同行动的力量。即使凝聚起了某种力量，也完全无法与国家相抗衡。所以，民族是与国家同步生成的，如果说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存在着民族的话，那只是对种族的某种误读。种族的基元是家，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家元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基元则是组织，而组织无非是个体的人的基于契约而整合起来的群集性存在——族。而且，这个族是有着地域性或领域性特征的，所以，我们将其称为族阈共同体。不过，总体看来，工业社会的人们一直致力于划定边界的活动，整个“世界正在忙着把民族等同于国家，把国家等同于主权，把主权等同于严格控制的边界⋯⋯200年来，世界似乎致力于把控制人类运动视为国家力量的唯一特权，致力于建立各种关卡来防止其他的——不受控制的——人类运动，并在这些关卡配备了警惕的、装备良好的哨兵。护照、签证、海关和移民控制——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政府的发明”。
脱域化、社会分化以及人们积极的划界活动，推动了社会发展，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使得整个社会都得到了条分缕析的安排，“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的社会和政治关系都有明确的结构，好像这些关系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种明确的结构以及对结构稳定性的追求却成了保守力量。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把“解构”作为一项优先承担起来的任务。也就是说，只有对工业社会的所有僵化的结构进行解构，才能使人类社会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事实上，在工业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达到了高度结构化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并不是稳定、平和的社会生活，反而是处处弥漫着风险和危机。其实，全球化、后工业化使得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了不确定性，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在每一个领域中都强烈地展现了出来，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具有流动性，人们越来越适应甚至喜欢临时性的或兼职的工作。这个时候，愿意通过结婚去获得稳定家庭的人，也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呈现出了递减的趋势，即使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的人组建家庭，也往往不去谋求家庭的稳定持存，而是不断地通过离婚和再婚去赋予家庭以新的内涵。当异性恋者逃避家庭的时候，同性恋者却表现出了对家庭的向往，希望组建同性家庭。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物、信息等的流动性迅速增强。流动性的直接冲击，表现在了物理空间失去确定性，而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恰恰是建立在空间的确定性的基础上的。当流动性使空间变得不确定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基础也就丧失了。所以，流动性首先使得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了，使得社会治理不得不更多地在观念上去确认民族国家的边界，即通过制作护照等这些确认民族国家人群的标识去强化民族国家的存在。在积极的意义上，这就是鲍曼所说的：“地理上的非连续性不再重要，因为‘速度-事件’（speed-space）笼罩着全部的地球表面，它把每个地方几乎都变成了同样的‘速度-距离’（speed-distance）使所有的地方都彼此接近。”在同样的意义上，法默尔从后现代主义中解读出的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结果，“后现代主义思考对象的结构变化将推进非地域化的过程。我们必须对地域化手法的局限有所认识。后现代主义的交叉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力图恢复已失去的知识统一性的企图受到了误解。然而，随着人为的学术边界时代的完结，后现代性也鼓吹学科自足性的终结。公共行政的结构随着学科与分支专业之间的围墙的倒塌而倒塌”。我们看到，在社会治理的科学研究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公共行政将被一门新的更具有综合性的学科所取代。目前，我们是将公共管理暂时确认为这样一门学科的。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著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
虽然后现代主义不同意把解构看作为方法和任何行动方案，但是，它的非领域化主张则包含着重新建构的追求。因为，“在后现代性中，所有的知识在性质和组织方面都被非地域化了。这一情形在公共行政和其他学科中也都同样适用。那被强加于我们的认识的诸假设的格式或语码都要被移除”。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要求解构的原因。其实，仅仅对现代性进行解构还是不够的，只有在解构的过程中实现对结构的重建，才能造就一个新的社会。当然，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那种根源于传统的对结构的偏爱，必将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在所有的方面都一直谋求稳定的结构，这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可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结构在所有方面都予人以经济、方便和安定。但是，在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后，现代性的结构无疑也就过时了。可以想象，后工业社会也必然是有结构的，只不过它的结构是灵活的和富有弹性的，而不是现代性的那种稳定的结构。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构成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发展现象时，鲍曼所看到的是：“在现代性的‘固体’阶段，空间和权力往往交织在一起。权力是一种空间观念，一种具有固定领域的观念。权力取决于其权威延伸到的地域。”随着流动性的增强，权力发挥作用的空间保障消失了，或者说，由于权力的作用对象十分不确定，以至于为了权力发挥作用而建立起来的一切设置都变成了空架子。所以，关于权力如何发挥作用、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权力如何得到制约等一系列问题，都丧失了去加以讨论的价值。事实上，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许多未名的力量正在生成，“这些力量没有固定的地址；不像明显受到地域影响的国家权力，它们是超区域的；不像永久固定在某地的国家机构，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这些力量是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的，它们很难被确认，更不可能被抓住”。正是在这些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
总之，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领域分化的过程。然而，在20世纪，一方面领域分化凯歌行进；另一方面，领域融合也在悄悄地发生。比如，就领域融合的重要历史事件来看，也许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干预造就了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局面。尽管凯恩斯在设计社会干预政策的时候并未想到这一点，但是，作为一种客观结果，却可以看作是凯恩斯主义促成了这一点。“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从两者之间，同时也从两者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一领域摆脱了‘公’和‘私’的区别。”哈贝马斯将此看作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实际上，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这不仅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而且也正在促进领域融合。诸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等，都在不断地抹平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边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脱域化景象。就领域融合意义上的脱域化而言，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那场脱域化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那场脱域化主要是用领域分化代替了地域分离，也就是说，在实现了物理空间上的脱域化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的领域分化，即分化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然而，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脱域化，既实现了物理空间的脱域，也实现了社会意义上的脱域，是一次全面的脱域化。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甚至在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界也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了。这一点已经在互联网上得到部分印证，特别是在中国人的交往平台“微信圈”中，我们无法断定任何一个微信群是集体，也没有办法把某个持续发表高论的匿名人（也许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写作班子）当作个人。近代以来，在社会建构中，一直存在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现在，在集体和个体无法得到确认的条件下，我们将怎样去用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更不用说根据这两种观点中的某一种去开展社会治理和进行制度安排了。我们发现，在工业社会的传统色彩较为明显（诸如生产）的领域中，在官僚制组织体系中，集体与个体的边界是比较清晰的。然而，在股票交易中，“多方”与“空方”就是不确定的，也许你会将散户定义为个体交易者，但就他们制造出一波“大行情”或“股灾”而言，是否意味着有统一步调的集体呢？其实，类似的情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成了必须给予关注的对象，那就是集体与个体都正在走向消失。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停留在静止的存在上，而是转向了动态的行动过程，那么，这一点就是再浅显不过的现实，而不是某种高深的理论表述。总之，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都正在失去现实依据。一旦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边界被拆除了，也就会要求社会生活——特别是伦理生活——必须根据新的社会现实去进行建构。然而，在我们社会建构的观念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服务于新观念确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就不再能够囿于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学科分立的框架去开展活动了。
二、根源于分析性思维的科学及其学科
许多社会现象具有自然属性，会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比如语言，如果去刻意地将其定义为社会现象还是自然想象的话，并无实质性的科学意义。但是，在工业社会，人们却需要对此作出回答。因为，在创制秩序的观念中，在分析性思维的驱动下，人们必须做出“要么是自然的，要么是社会的”这样一种区分，以求去获得真理需求得到实现的满足感，或者，在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分中去理解人的位置。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区分，将人类的认识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沿着这种区分的逻辑前行，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基本门类中，又不断地进行一阶区分和二阶区分。因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断地衍生出诸多科学门类，以至于我们今天拥有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我们说这是工业社会历史时期中人的认识特征，实际上所要指出的是，在农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并不刻意地作出这种区分。同样，到了后工业社会，对某些现象作出自然的或社会的定义，也将不是人们刻意关注的事情。因为，人们不再认为这种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区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或者说，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更加直接地与行动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所关注的是那些现象之于人的行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其抽象性质是怎样的。这也许是实用主义的境界，但我们是将其视为实用主义完全实现了的状态。因而，也就是说，它完全超越了实用主义，甚至可以说与实用主义的所有主张和观念都没有丝毫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构想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社会的科学将成为一门科学。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这一构想得到实现的希望。
自康德确立起认识论体系后，一种稳定的、可以习练和可以操作的思维方式也就出现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分析性思维，它在现代性的全部科学研究之中都得到了应用。在分析性思维的视野中，可以将理论区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正如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指出的：“将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以最为宽泛的方式推向一个新的轨道，由此出现的提纲要领显然就会是‘宏大理论’。”也正是在分析性思维展开的路线中，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才能够合乎逻辑地提出“要把注意力放在‘中层理论’上的计划”。其实，从科学体系的构成来看，依据对整体的分析分解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学科，每一个学科又都包含着诸多理论。既然学科是各自以社会现象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为研究对象的，那么，每一个学科中的诸多理论也都与学科的定位相一致。所以，并不存在着什么专门的中层理论。当然，也有一些学科是横跨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向限的，会提供多重研究视角，在这些学科中，也许会存在着某些中层理论。但是，如果认为存在着跨学科的中层理论的话，那是与分析性思维的逻辑不符的，或者说，是分析性思维的一种自反性的后果。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
现实存在着的，或者说我们面对的，往往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对象。但是，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个整体只是在静态的观照中所见。如果说整体具有总体性的话，那么，总体则从属于动态的把握。当我们认识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时，把握了其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构成方式，就可以获得一个整体的概貌。然而，对于总体来说，除了需要把握这些要素及其结构之外，还要引入历史的、过程的维度，而且，也都需要将每一要素以及结构放置在动态的过程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与认识对象相关的环境等因素。关于总体的把握，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那就是认识者也会同时在认识过程中将自己的观念、情绪、心智等投注到总体之中。所以，总体从属于过程性和复杂性的规定。即便单纯就对象而言，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去研究嘴巴的功能的话，也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嘴不仅是用来吃饭喝水的，也是用来发声的，在特定的情况下，还是用来接吻的。所以，我们并不能仅看到嘴的某一项功能，而是需要从更多的方面去认识它。然而，科学抽象往往让我们放弃了对嘴的多种功能的完整把握，而是要求我们专注于其某一个功能，那其实是制造神话的做法。比如，让我们仅仅看到嘴被用来接吻的功能，实际上成了维纳斯的嘴；仅仅看到嘴的吃喝功能，那其实是中国上古神兽饕餮；仅仅看到嘴的发声功能，那无非是上帝宣教之嘴。据说，中国的佛、神等是不发声的，是不需要用嘴说话的，所以，嘴对他们而言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尽管我们没有感受到科学抽象创造出类似上述的神话，但是，它创造出了无数的“恶神”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人类也不会被引入到风险社会。鉴于科学抽象引发的后果让人类越来越难以承受，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思维方式来替代它。
有了分析性思维，我们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比如，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我们有了经济学，而对运行中的经济媒介而言，当我们做出专门研究的时候，就产生了货币银行学。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货币的演进史的话，就会发现，货币并不像分析性思维所断定的那样静止在表征商品的价值上，而是会因为出于交易方便的需要而发生变化。这是货币演进的真实情况。然而，分析性思维无论在什么样的层面，都无法达致对这一真实情况的理解。也就是说，无论是把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符号还是交换关系的表征，都无法从中分析出货币演进史的“方便”原则，更无法得出虚拟货币必然出现的结论。甚至发现了交换关系中的信用需求、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货币的流动性等，也都需要求助于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相似性思维。即便按照分析性思维的标准程式建立起了某个（些）模型，其中也必然包含着相似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说，离开了相似性思维，分析性思维也是无法展开的。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告别了早期的机械论也就同时意味着对相似性思维的某种妥协。一方面，分析性思维走向了实证方法的确立，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呈现出向相似性思维献媚的状况。在历史的维度中，如果我们将此理解为分析性思维自我否定的举动，那是不过分的。
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对历史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进行思考。历史的间断性是以突变的形式出现的，无论是生物的进化史还是人类的历史，都包含着突变的环节。对于这种突变，分析性思维能够令人信服地给出原因，从而将其纳入因果链条的连续性之中，然而，对于突变的总体性把握，还是需要借助于相似性思维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特别是对于认识史而言，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转变，分析性思维是无法对造就灵感的事件给予科学解释的。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思想的灵感来源以及所促成的范式变革，是无法在分析性思维中去加以认识的。所以，也就无法通过给定相应的条件而促成一个又一个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的再生。即使科学家都躺在苹果树下，也不可能从中再产生出一个牛顿。不仅历史，在横向的维度上，也同样可以看到连续性与间断性是一个必须给予认识的问题。其实，分析性思维在处理毗邻事物以及层次间的断裂时，必然会使逻辑的连续性从属于某种模糊判断。我们无法设想连续性可以在没有任何间断的情况下延展下去，然而，正是这些间断处，是分析性思维基因缺损的地方。一般说来，在这些地方，都需要求助于想象等来加以修补。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断定，无论分析性思维多么完善和多么纯洁，都不能不在必要的时候求助于相似性思维。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分析性思维是包含着相似性思维的，只不过在外显的形态上，才表现出了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说农业社会是相似性思维的时代，工业社会是分析性思维的时代，只是指其中一种思维方式在一个时代中占主导地位。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又是包含着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同样，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当相似性思维重新获取其主导地位后，也会包含着分析性思维。
一般说来，相似性思维的空间形态是间断性的，或者说，只有在间断性的空间中，想象才能得以展开，才会有价值。想象如果不流于空想的话，就必须在空间上的相邻性中展开。但是，无论这种相邻性表现得多么密切，也必然是间断的。分析性思维所要求的完全是连续性，因为逻辑不能接受任何间断。对于分析性思维而言，在出现了间断性的地方，也就不存在合理性。所以，为了维护逻辑上的连续性，分析性思维往往会把一些非常简单的甚至不言自明的问题搞得无比繁复。正是由于相似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这一不同，让我们看到，与分析性思维相比，相似性思维在认识和把握空间形态方面更显胜长。比如，在古典的几何学中，所确立起来的一些定律可能是直到今天都无法由分析性思维所擅长的手段去破解的，我们猜测，那可能是相似性思维的贡献。事实上，相似性思维所要达成的是对事物的总体性把握，更多的时候表现出了对事物的直观。这种思维常用的想象、类比、隐喻等工具都具有直观的特征。所以，它不像分析性思维那样需要对事物进行分析、分解，去从中析分出认识对象。相似性思维的时空观念虽然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同时性与历时性、相邻与相隔、附近与遥远的区分则是明确的，而且这种区分并不仅仅限于形式的方面，而是包含着质上的区分。与分析性思维相比，相似性思维所造成的形式方面的流失则在质上得到了补偿。所以，它的模糊性并不影响人们的观念共享以及交流与交往。分析性思维促使人们划定边界和制造边界，而相似性思维则会把人们引向消融边界的方向去。拥有相似性思维的人，会尽力突破那些对人的活动形成约束和限制的边界。
就科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在分析性思维占据了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地位后，比较的方法一直得到广泛应用，而且，成为分析性思维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就此而言，我们说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在两种思维方式间架起了桥梁，使两种思维方式得以和平相处。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在分析性思维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的现代，无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领域中，那些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非凡业绩的人物，从他们的思想流动的脉络看，都有着诸多与分析性思维不符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恰是那些不合于分析性思维的因素，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成就的获得提供了支持。即使就现代哲学史上的几位对分析性思维模式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哲学家来看，他们的成就也显然不是根源于分析性思维的，反而恰恰是来自于相似性思维的。所以，不仅类比，甚至比较，也反映出了相似性思维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者说，比较恰恰是相似性思维赖以表现的方式之一。
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看到比较方法的应用，即对不同的事物中有着一定距离的事物进行比较，以便发现它们所包含的同一性。但是，就比较方法能够成立而言，显然是默认了可能具有联系的事物间的边界。如果说准备比较的事物之间毫无联系的话，显然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同样，如果准备比较的事物之间没有边界，而是混同一体的，也无法进行比较。在比较两类不同的事物时，可以有多重视角。你从什么视角去观察并表达意见，那是由于解释框架决定的。比如，你在比较树木与竹子的时候，可以从形式上描绘出它们的不同，也可以从它们结构上的差别入手，还可以引入一些神秘性的解释，即可以说树木的生命力蕴于其冠，而竹子的生命力蕴含在其根部。但是，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对两个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出于解释的需要，而是希望将认识成果转化为实践。而且，科学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价值，也恰恰需要在实践中去加以证明的。所以，通过比较而展开的科学研究必然会在逻辑上接受再一次比较，从而去确认科学研究所取得的认识所具有的实践价值。
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对象在有确定的存在前是不可分析的。”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确定的存在，而不是“有确定的存在前”，因而是可以进行分析的。事实上，工业社会的整个科学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所使用的都是分析性思维，都是首先确立了稳定的、边界明晰的、确定的对象，然后再对对象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去揭示对象的深层内容和把握对象的实质。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恰恰很难成为“确定的存在”，从而使分析的展开丧失依据。当然，我们可以以科学进步为理由而证明分析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在对象尚未出现之前或对象尚未成为确定性存在之前如何形成关于对象的完整表象呢？难道不是求助于相似性思维的想象吗？再者，即使我们在想象中构建起了尚未成为确定性存在的表象，也进行了分析，那么，这种分析的结果是否必定出现？或者说，与即将出现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相符的？一旦我们思考了这一问题，也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制定危机管理预案的做法，恰恰是分析性思维导致的荒唐行为。
考虑到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就是说，我们所在的社会已经不同于工业社会，那么，科学研究所面对的正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的对象，以至于分析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即使我们勉强去进行分析，也不能够形成可靠的结论。即便是自然科学，那些简单的和确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研究对象也已经被发掘净尽，以至于今天不得不面对那些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如果不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不可能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的。如果说20世纪后期以及新世纪所呈现出来的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话，那么，在科学理论建构方面，我们不能不说，是无法做出乐观评价的。这也说明，一场思维方式变革的运动必须被提起。
三、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及学科边界的消融
科学研究充分地反映了工业社会领域化的状态，而且是非常典型的。无论是在大学还是研究机构中，都可以看到，“每个专业也是一个被围廓的区域，专家们在里面守护着自己的领地”。“偏狭的学科分类，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向专业化和日益相互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比较而言，人文学科的情况稍有不同，还拥有某些科学知识的开放性，哪怕这种开放性是极弱的。整个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都显得非常封闭，会表现出专业之间的相互排斥甚至蔑视。这就是科学的反科学特征。在人们迷信科学的情况下，对科学的这一反科学特征往往是视而不见的。所有这些问题，概由近代以来的认识论传统及其分析性思维造成的。
从属于认识要求的分析总会将人们引向对终极原因的追寻。然而，在许多问题上，是很难找到某个终极原因的。而且，即使能够找到，也没有必要。特别是在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中，更是如此。所以，辩证法虽然重视对原因的寻找，但更重视因果链所连接起来的过程，即在因果互动和互证中去理解社会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淡化了对原因的探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辩证法对事物运行过程的关注越来越显示出了方法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在对后工业社会的构想中，特别是对于合作行动的把握，那种动辄就追寻终极原因的分析方法对于合作行动而言，意义不大。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科学发展到了其最高形态时，所呈现出来的就是量化分析。然而，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本身却拒绝任何量化的分析和抽象。就基本性质而言，权变理论的组织环境策略依然是一种环境控制策略，是与合作制组织的行动原则和出发点完全不同的。合作制组织的非控制导向决定了它并不准备从环境中抽象出一些关键性的变量。而且，在合作制组织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这种做法也是不可能的。合作制组织面对自己的环境，所持有的是一种系统的观念，是把环境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来看待的，所要把握的是环境的总体性特征，并在环境的迅速变动过程中随机性地选择和调整应对方案。
在伦理方面看的话，也可以看到，如果认为伦理学是一门科学的话，那么，根据分析性思维，就应当把道德作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然而，道德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任何试图把道德范畴凝固化的努力都不会成功。从思维方式看，把抽象概念或范畴定义为某种固定的形式是近代以来的分析性思维的基本特征。虽然这种做法受到了辩证法的激烈批评，但其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主流地位并未动摇。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辩证法所进行的理论批判得到了实践的响应。因为，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治理）的实践越来越显示出对近代以来科学的分析性思维传统的挑战，反对把那些理论建构赖以出发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凝固化的做法。对于实践提出的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的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信人们难以适应。但是，蕴含于实践中的要求会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必须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去适应它，而不是刻意地忤逆它。所以，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首先要做的工作，就应当是谋求思维方式的变革。
在分析性思维当道的时代，辩证法代表了另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首先是作为一种理性的逻辑而存在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是赖以把世界安排在一定的理解秩序之中的坐标。虽然把辩证法看作为一种方法已经足以证明它是一种在哲学发展中实现了高度整合和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思维方法，但是，还不足以说明能够对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作出准确的把握。然而，当把辩证法看作为一种理性的逻辑和思维框架的时候，再去观察世界，就能够得到更为深入和更为准确的把握。因而，所把握的世界就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总体性的，就不再需要把自然与社会、生存环境与生活世界本身割裂开来加以把握了，而是包含着对生活世界自身的科学理解和积极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辩证法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科学理性的另一种理性，是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在实质上属于一种实践理性。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看，由于辩证法的出现，宣布了以往各种各样的认识论的终结。辩证法包含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但是，远远超出了任何一种认识论的模式。有了辩证法，如果再把哲学分为所谓本体论和认识论，就成了一种反实践理性的理论活动了。辩证法所意味着的是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特别是当它运用于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的时候，更不容许任何割裂的行为存在了。
法默尔认为：“后现代性转变了已确立的思维方式，尽管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毋宁说，后现代主义者是各持己见，其中的许多人否认这个标签。没有肯定的纲领，没有整齐划一的概念体系，没有对未来的承诺。”后现代主义致力于追求和形塑的是后现代性。但是，对后现代性的特性，在每一位思想家那里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尽管如此，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不愿驻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建构行动，都会同意，将有一场思维方式变革的运动。事实上，他们的全部理论思考，也都包含着对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追寻。其实，就现实而言，我们也可以相信，全球化、后工业化必将造就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时代。而且，在社会科学的最新进展中，已明显地感到学者们不满于原先基于民族国家框架内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结论。因为，全球化预示着国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分析的唯一现实依据，许多科学构想都需要在超越国家的境界中展开。华勒斯坦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看法：“国家作为概念容器的自明性——这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既来自研究个别的历史学又来自更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的派生物——便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成为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
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科学研究将会表现出对学科边界的淡化。其实，即便是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科学研究中的那些愿意去做出深度思考的思想家，也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对边界较为轻蔑的态度。罗尔斯就认为，在对具体环境尚不能做到了如指掌时，保持模糊的边界能够给理论本身以足够开放的空间。但这仅仅是表现在少数思想家头脑中的一种试图超越边界限定的追求，而科学发展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另一幅图景。可以认为，人类文明史直到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都一直是厘定边界的努力。因为有了边界，自我与他人之间得以区别了开来，专业化成为可能，国家和民族可以不受外部骚扰而创造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但是，全球化却呈现了逆转这一历史进程的迹象，似乎是在所有打破边界的地方去示意人们走向未来的历史进步方向。当前，维护边界和打破边界已经成了两类人群间的边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中维护边界的人都会对全球化表示怀疑和恐惧，反而，主张打破边界的人都对全球化表现出欢迎的态度。对于支持全球化的人来说，尽管会受到全球化引发的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问题所造成的困扰，但在内心深处，总会认为拆除边界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下一个重大工程。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而言，其中所存在的几乎一切问题都尚未定型。因而，我们对这一进程中的所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也都应尽可能地保持一种模糊的边界。事实上，这将成为未来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它决定了科学研究不仅无法去对研究对象厘定边界，即便是模糊的边界，也会对开放性的研究形成负面影响。所以，一旦在新的起点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取得长足进展后，对模糊的边界也会采取加以消除的行动。
观察中国的科学研究现状，可以发现，人们往往会对学科边界十分关注，甚至表现出一种划界为牢的状况。之所以中国的科学研究存在着学科分界过于明晰的问题，之所以存在着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某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局面造成的，而是自然科学的落后局面引起的。就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更多地出于解决中国现实的需要，没有所谓落后的问题，而自然科学的研究则有所不同。恰恰是自然科学研究尚未达到与西方国家比肩而立的境地，尚未出现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并不理解科学的真正含义，不知道科学具有多种形式，缺乏科学家应有的广泛包容性，因而，一些偏见形成了，并在一些情况下表现了出来。反过来，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之所以尚处于一个落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缺乏人文精神以及人文观察视角所致。就知识而言，从西方那里学习和接受是较为容易的，而人文精神的获得就会显得较难。而这些，恰恰需要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尊重中获得。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如果不从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尊重入手，是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也是不可能造就出真正的科学大师的。同样的问题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之间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得社会科学家们眼界狭窄，以针对微观问题的实证研究所展现的所谓科学性而表达对人文科学研究的蔑视。特别是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科学研究，许多为了某个直接目的实现的所谓实证研究，在为决策者提供了行动方案时，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总之，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不仅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徐徐开启，而且也意味着科学发展将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行程。科学研究在工业社会形成的领域正在丧失其价值，专业化并不是科学边界消融的借口。相反，我们恰恰需要在对既有的所有科学边界的突破中寻求科学发展的可行路径。比如，近期再度成为工程技术热点的人工智能问题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程技术，而是需要在打破既有的学科边界中寻求突破口。对于社会治理这样一种关涉到整个社会的行动而言，研究者自觉地打破学科边界，实事求是地观察和思考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会显得尤其重要。然而，要使这样一种研究成为风尚，就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即用相似性思维取代分析性思维。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来看，按照分析性思维所开展的诸如机构改革等改革运动，已经遭遇了不可突破的瓶颈，因而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谋求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不去在新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去开展科学研究的话，就会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社会治理的伦理重构”（16JJD720015）的阶段性成果〕